近来，海德格尔早期的一些弗赖堡讲座稿〔《全集》56/57卷，《全集》58卷，《全集》61卷，《全集》63卷和“那托普优秀论文”：《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解释（解释学境域的显示）》〕等相关手稿，以和关于时间概念的演讲稿（《时间概念》）被发表了，于是我们现在可以更好地理解海德格尔通向《存在与时间》的哲学道路（这是一条由于在《存在与时间》之前十年的缄默而长期不为我们所知的道路），从而也能更好地理解这部杰作自身了。战后期间海德格尔的另一重要早期文献，即他未发表的关于雅斯贝尔斯的详尽评论，一段时间以来就已为世人所见了（《全集》9卷1-44页）。他1925年夏季学期的讲座稿（《全集》20卷）也是如此。这个文本突出地显示了在通往《存在与时间》的道路上，海德格尔与胡塞尔现象学甚为广泛而细致的遭遇。
在下文中，我想集中论述海德格尔的解释学转向，也即胡塞尔现象学向他自身的基础存在论谋划的转换，这种存在论依据生存论分析而被构设为一种人的生存的解释学。除了以上所提和的文本以外，有时我也会利用一下迄今尚未发表的海德格尔讲座稿中的一些同学抄本。（注：这些是1919-1920年冬季学期的抄本：《现象学的基本问题》（作为《全集》卷58同时出版）；1920年夏季学期的《直观和表达的现象学（哲学的概念形成的理论）》（作为《全集》卷59同时出版）；1920-1921年冬季学期的《宗教现象学导论》；还有海德格尔1925年4月在卡塞尔以《威廉姆·狄尔泰的研究工作和关于一种历史世界观的争论》题目所做10个演讲的抄本，这些抄本在下文中将被缩写为GP、PhA、PhR、K。）
我想说明的主题是，海德格尔与胡塞尔现象学的遭遇以和对它的批判是和他对解释学兴趣的不时增加齐头并进的，并且局部地受到他与那个时代的其他一些重要思想家的思想之遭遇的影响，比方狄尔泰和雅斯贝尔斯。很清楚，现象学的解释学转换在关于雅斯贝尔斯的评论中就有征兆了。没有像狄尔泰这样的历史主义思想家的影响，对胡塞尔先验自我的历史主义的拒斥同样几乎是不可设想的。事实上，在青年海德格尔的生长过程中有着一系列复杂的影响在交互地起着作用，其中的每一个都值得逐一地进行独立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