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日，《城市中国》Z君来访，谈和，我对教师的“第一感”。脱口而出的两个字，惟有“平庸”。非要追加二字，当为“相当平庸”是也，没有别的答案。说明两点：其一，话语所和，并未将自身置身圈外；其二，在我看来，教师职业的内涵，当在于“思想，并启迪思想”，仅此而已。其中的“思想”，前者动词，后者名词。前者言指教师，后者言指同学。而学校，无非一接受、交流与生成思想之公共平台，别无它义。巴菲特、索罗斯流，纵横资本市场数十年，均非泛泛之辈。世人言其出色，第一指标便是他们都是一等一的赚钱圣手。尽管索罗斯很有思想，堪称波普尔门下走狗，但，欲从“投资大师”的视角去界定的话，首要的，还是得数数他赚了多少钱。故此，言教师之“平庸”与否，仅拿“思想力”为标尺，别无其他。
言和教师之平庸，并非刻意自虐，亦非隐恶扬善。尽管，江山代有教师出，各领优秀数十月。即便长盛不衰如魏书生老师，数十年如一日，红透大河上下大江南北，梦醒总统套房，贫瘠犬儒如故。至于潍坊教育局长某公，扬名立万基础教育界者，无非“抓高考要抓出血来”。半句惊世通言，端的杀气腾腾。北京某重点中学前校长曾经放言，“中国基础教育世界一流，办坏的，是高等教育。”依据是，中国中同学参与国际奥数竞赛，连年承包金牌，而北大清华，却沦为哈佛预科班。我在想，说美国“钱多”，似难以构成中国学子孜孜以求的充沛理由；而中国“人傻”，或可作为大批聪明人背井离乡的最大动因。人怎么才干够傻一些更傻一些？必答曰，剥夺其自由思想之权利，即可。
清华美术博导、油画大师陈丹青，在连续4年未能招到一名硕士生之后，终于愤而辞职。他说：“我之请辞，非关待遇问题，而是至今不能认同现行人文艺术教育体制……我深知，这一决定出于对体制的不适应，和不愿适应。”陈丹青认为，今日教育体制的深层结构，即“学术行政化”，它所体现的“根本不是学术”。他认为“在人文艺术学科，没有人能够夸耀并保证在学院中培养出真正的艺术家，但学院教育应该，也能够达到这样一种起码的要求，即确立一位艺术同学葆蓄终生的品格，这品格，就是清华大学前国学研究院大师陈恪寅写在70年前的名句：‘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诚哉斯言！
普天之下，教师纭纭，“对体制的不适应”者惟丹青君一人乎？非也。而能够公然“拒招”，声言退出清华者，却非之莫属。起码的常识在于，不靠体制开饭，方可言和自由。手执绿卡来去，自然人格独立。如此，陈丹青君之宣言做派，对“最广大”之中国教师而言，仅只“远观”，岂可“亵玩”！拿自身和老婆小朋友的饭票玩，谁玩得起？陈丹青其人其事，无可复制。即便就高校教师而言，已属奢侈。对广大基础教育从业者来说，简直天方夜谭荒诞不经。中国要崛起，必当“科教兴国”。谈和“科教”，“教”又在“科”之前，作为其前提而存在。教育者之平庸，对意欲崛起的中国而言，确属“是可忍孰不可忍”之列。在我看来，广泛发生的基础教育从业者“思想力”之平庸，其因缘，大致有三：其一，教育行政化之高压；其二，教材大一统之禁锢；其三，教师自身之“原罪”。
“官本位”乃中国几千年专制政治文化之流弊，当今教育亦难以幸免。为防止触和敏感，姑且以“教育行政化”这样一个相对中性的词汇命名之。表示有二：其一，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取代了学校的教育主体地位，学校沦为行政官员捞取“政绩”的基地；其二，学校内部，“官本位”横行，教师处于各种“行政管理”的枷锁之中，几无人格尊严之可能。社会、家长、学校、上司包括教师个人物质利益，万流归一，无非“高考”，无非“成果”。成果是什么？一言以蔽之，成果就是分数。被异化的教育，必当压扁教师。“形势”所需要的教师，从来不是“思想者”。惟有把自个儿打造成合乎时宜的“操作者”，才有可能在严酷的实际利益竞争中分得一杯残羹。前年去江苏，闻知该省高考强区南通，有学校居然每天排出18节课来，数据背后，其严酷为何如！抛开同学不提，即就教师，其身心压抑疲惫，早已逾越《劳动法》规定之极限。面对此种惨状，论和思想、自由和其花朵，无异奢侈之至荒谬之至！
教育行政化之苛刻，还表示在，基础学校中，普通教师对学校建设几乎没发言权可言。虽说，每所学校都堂而皇之地设有“教代会”等民意机构，但事实上，学校从经费开销到管理层任命等等关涉“权与钱”的大小事项，普通教师基本上不具备任何发言权。加班加点地劳作，成了普通教师群体唯一的权力，堪称“无权者的权力”。由于教育资源高度行政化，各色各等官员操纵着几乎所有的教育资源和其调配权，于是，对官员的忌惮成了基础学校教师普遍的心理红线。如此，教师将“被塑造”成以下三种形态：拍马溜须型；唯唯诺诺型；孤愤落寞型。第一类，不会去追逐思想，因为，他们就是冲着实惠去的一群。第二类，已经被实际磨平了棱角，混口平稳饭吃，即可。第三类，可贵而稀有，他们中，将萌生中国基础学校中最有思想力的教师，但，他们却势必成为领导眼中的刺头，日子不会好过。
再说教材。说起来，全国人民一套教材的日子俱往矣，好事。但，无论人教版苏教版，覆盖所和，依然构成尾大不掉之垄断。这样的时候，和以前并无二致，最广大的基础学校教师，依然处于本无所择、照本宣科的境地。从法理上讲，学校于教师唯一所应秉持的，无非真理的发现与宣扬。所谓真理，无非有二：一为真相，二为信仰。现代民主政体中，信仰，被视为公民个体权利，学校与教育均无权干预，更遑论灌输。自由市场，从来就不单纯是一个经济学概念，观念与思想依然。当社会被视作马克思所言之“自由人一起体”的时候，个人便拥有了“社会目的”的神圣地位。所谓“国家为人而设立，而非人为国家而存在”是也。由此动身，彼处的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