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首的秘书
关键词：终身成就金狮奖、弗雷德里克·怀斯曼、纪录片导演
曾经有一部叫做《比特曼的世界》的电视节目风靡全球。主持人（或者叫主人公）比特曼穿着白大褂，留着爆炸头，一边用各种迷人的自然科学现象和漫无边际的想象力刺激着无数少年儿童的神经，一边解剖着“世界”这个大得无垠的词汇。
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年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终身成就奖的大师弗雷德里克·怀斯曼（Frederick Wiseman）也是这样一个“穿白大褂的人”，只不过他用纪录片做手术刀，解剖的是社会现象罢了。迄今为止，怀斯曼已经拍摄了四十多部纪录片，内容涉及美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诚如威尼斯电影节主席阿尔贝托·巴尔贝拉在颁奖致辞中说的那样，怀斯曼创作的作品部部都是经典，这些作品摆在一起足以拼出一幅连续描绘人类社会生活的长卷，称其为“电影界的巴尔扎克”，丝毫不会有过誉之嫌。
不过有趣的是，在网络和盗版如此发达的今天，人们对这位大师似乎并没有太多了解，就连怀斯曼最著名的几部影片也很少有人关注。以现在的眼光看，怀斯曼的所有电影不仅冗长、乏味，没有采访者与被采访者之间那种让人津津乐道的激烈对峙与哑口无言，就连引导性的旁白和用作情绪渲染的音乐也全然不见踪影，一部两三个小时的电影看下来，往往让人一头雾水：这些人物之间的对话和情景的展现，到底想要表达什么？导演到底对他所呈现的这些东西是什么态度？
所有这些怀斯曼全都不作解答。因为对他而言wiseman，“纪录片”和“新闻片”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后者可以让人明确地捕捉现象、得到观点，而前者却理应呈现出一种模糊的状态——因为事实本就如此。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兴起了“直接电影”运动，所谓“直接电影”，顾名思义，就是直接抓拍生活的原貌，主张摄影机永远是旁观者，不干涉、不影响事件的进程，永远只作静观默察式的记录。这种由声音和摄影设备的一系列技术上的发明创造所催生的“革命”也许根本不能达到绝对的真实，毕竟没有人会忽略一个对着自己脑袋晃来晃去、咄咄逼人的镜头，但不可否认的是，“旁观”这一属性更符合“记录”的要求，更能为人们展现出一群人生活的全景。正因如此，美国的“直接电影”才能与法国的“真实电影”并肩而立，成为战后纪录片的基础。
不惧怕“模糊”其实需要巨大的勇气。一方面，影片所呈现出的多义性很有可能引来多方攻讦和质疑；而另一方面，作者还要面对那些“确定性”的、把影像“简单化”的误读。例如，在被国际纪录片协会和英国电影协会等等机构评为影史最佳纪录片之一、同时也是其处女作《提提卡失序记事》中，怀斯曼记录了美国马萨诸塞一家精神病监狱的管理状况。监狱里的病人全部需要裸体接受管理，隐私权根本无从谈起；有的病人甚至因为一时的愤怒和冲撞被当成精神病关进监狱，任何形式的激烈反抗只能让评估者确信他的精神病更严重了。在怀斯曼眼里，这所精神病监狱简直变成了世界的“奇点”，一切正常的东西在这里全部失效，荒谬、悲惨的气氛弥漫在每一个狭小的隔间之中。该片引起极大轰动，然而作品得到的不是来自各方的褒扬，而是来自麻省长达二十四年的禁映令。尽管如此，影片中也有不少真正的精神病，也有病人与管理人员同歌共舞、其乐融融的场面，使得我们很难把整部影片的内容简单定义为“亲临地狱”。
除了《提提卡失序记事》之外，《福利》也是怀斯曼早年拍摄的经典之作。在将近三个小时的片长当中，导演拍摄了众多美国“低下层”申请福利金却几乎全部遭到福利机构工作人员拒绝的过程。在怀斯曼的镜头里，行政部门运作起来不光没有效率、相互扯皮，而且不通人情、充满歧视，对自身的错误视而不见，对于别人的苦难更是熟视无睹。总体看来，福利机构的存在基本就是个笑话。不过也有些时候，导演也捕捉到这样的景象：一对夫妇在向工作人员解释其生存状况的过程中突然说漏了嘴，给人一种事先商量了对策但没配合好的感觉；一个目光呆滞、面容枯槁的男子向工作人员索要几十美元“买吃的”wiseman，嘴里却巴巴地嚼着口香糖。可以说，这些现象之所以有趣，正是因为它们以现实生活中切实存在的可能和序列组合在了一起；而只有当它们相互拼接、融合之后，才能建构出怀斯曼电影中独特而又复杂的“真实”。
当然，作为一个如此“复杂”的导演，怀斯曼是不会把目光搁置在一些国家和社会机构上片面表现其虚伪和黑暗的。总体而言，与其说怀斯曼关注的是美国的“社会生活”，不如说他在意的是一个社会人抑或政治人的处境——他们如何沟通交流，如何相互倚靠，如何拖着自己残缺的躯体爬行在人类文明的高速公路上，又是如何艰难地跨越一个个生存障碍，到达旅途的终点。最后，也往往是艰难与坚强的碰撞，恰如古希腊诗人品达所说的那种“吾魂兮无求乎永生，竭尽兮人事之所能”的存在主义精神，让人深受触动，感慨涕零。
1986年，怀斯曼先后把镜头对准亚拉巴马聋人学校和盲人学校，拍摄了《聋》和《盲》两部影片。当看到一个眼盲的四五岁小男孩摸索着从一个教室出发前往楼下的另一个教室，整个过程丝毫不亚于一次艰难的奥德赛（恰好让人想起盲诗人荷马），或者一个耳聋的七八岁男孩在校长和老师的帮助下重新投入母亲的怀抱时，我的心里泛起的早已不是同情，而是敬畏一流范文网，那种对镜头里的生命，对镜头本身和持摄像机的人的三重敬畏。终其一生，弗雷德里克·怀斯曼把纪录片的地位提高到了和其他类型电影同样的高度；也或许，更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