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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随笔：重建我们的人文精神
学生向我提问是否应该多读哲学历史等人文学科的书籍，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只是，许多时候，我们却忽视了。
是的，我们应该多读些人文学科的书，这是人性的需要，也是生活的需要，更是人的生存价值的需要。
人之学习，有三重目的，即功利性目的，道德性目的和人格性目的。
功利性目的是最低层次的学习目的。在这个层次，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其功利，读什么书，看其有没有“用”，这个用指的是其用处，即能不能为自己带来好处或利益。
在学校里，我们常常可以听到一些学生说：“学那个，有什么用！”这是功利性目的普遍化带来的影响。这样的影响在大学里非常泛滥，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就曾尖锐地指出：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学习聚焦在功利性的层面，在学习的过程中片面追求功利，就会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对于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言，一切都从是否对其有“用”出发，以个人的利益和利害关系为准则，善于利用知识掠取个人利益，实现个人功利目的的最大化。钱理群教授指出，这样的人一旦掌握了权力，比一般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对于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事情没有是非对错和善恶之分，判断的唯一标准是“用”，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利害得失，重视的是自己的利益或小集团的利益。这类人对现实社会和人类道德体系所造成的伤害，人们有目共睹，不作赘述。
学习的更高层次目的是道德性目的和人格完善的目的，这两个范畴，超越了功利主义。人之所以为人，而不是一般的动物，就在于他有节制自己和修为自我行为的能力，有高于其它动物的精神世界。
而这样的能力和精神世界，不是天生就有的，必须通过学习获得，必须通过人文精神的教育和学习，在提高个人的道德水平和人格品位的基础上慢慢习成，逐渐提高。
明末清初五大家之一、中国思想启蒙之父黄宗羲说：“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
“论是非，不论利害”，是做人应有的基本准则。
当前的大学教育，应该说与传统的大学教育理念已经相去很远。英国红衣主教、大教育家纽曼认为大学应该是“训练和培养人的智慧的机构”，“大学讲授的知识不应该是对具体事实的获得或实际操作技能的发展，而是一种状态或理性的训练”，大学的使命是培养“有文化修养”、“具备思想和行为上一切优良品行”的“绅士”，也即是重视受教育者人格的升华和完善。这是欧美博雅教育的核心理念。但是，在功利主义的影响下，物质第一性的观念也极大地影响了教育观念，一切为了利益，一切服从于物质，教育思想严重功利化物质化。
从我自己来说，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读研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议论那些学文科的人：“学那些东西，有什么用？”那个时代，功用性的目的，物质性的目的占据着思维。那时，与同学谈论的时候，也都高度认同，只有物质文明的发展，才是社会的发展。大概我们都是从一穷二白的社会走过来，在饥饿和寒凉中长大，物质缺乏留下了太深的印痕。
二十多年前，在剑桥大学的时候，午餐我多回学院餐厅用餐。经常，都会与近旁的人聊天，居然发现学院有好几个院士是研究圣经和宗教的，隔一个院子的李约瑟研究所，许多的人在研究中国的道教，研究老子研究庄子。那时，作为受唯物主义教育了许多年的我，物质第一的意识深深地根植在大脑里。我经常很困惑：“他们研究那些东西，有什么用？”
慢慢转变的出现是在二十年前，那时因为兼了行政职务，因为大学开始了教育问题大讨论，因为对孩子的教育逐渐成了我生活的重要内容，我开始读教育的著作，读心理学和经典哲学著作，也开始读经济和管理的书籍。我开始慢慢思考，我们一贯来认为绝对正确的一些知识，或许，并非与我们所认识的那样完全一致。在物质第一精神第二的思维体系里，我们经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忽视了精神对物质的作用，忽视了精神的价值。
在功利主义盛行的教育和生活模式里，我们太多地重视知识的使用性，而对于具有强大精神力量的各种看不到实际作用的知识，严重地忽视了。
人文精神在我们的教育模式中慢慢缺失，在功利追逐的生活模式中逐渐式微！
人文主义精神的缺失给社会发展带来的严重危机，多年来就是许多国家的政府部门和学者持续关注的问题。曾经热情呼唤现代大学“走出象牙塔”的实用主义者德里克·博克意识到现代大学醉心于“追逐利润”对高等教育体制本身的伤害，这位前哈佛大学校长将这种伤害称之为“聚敛财富和道德缺失的噩梦”。美国教育部的一份调查报告曾指出：人文科学的缺席，使得学生的道德创造力和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大大降低。许多国家的教育管理部门和各国的教育家们，都在反思功利主义教育对国民精神和教育本身的危害。
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一般系统论和理论生物学创始人，贝塔朗菲曾尖锐地指出：“纯粹功利性的教育最终与人类的目标背道而驰。”
在这里，“人类的目标”我理解为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生存的目标，以及作为具体人，他的生存价值和生存的意义所在。完全的纯粹的物质人，在生与死的一个生存过程里，是缺乏存在意义的。
贝塔朗菲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和人文主义思想者。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读研的时候，因为做的研究是病害流行的数学模拟，我研读了不少的系统论的著作，从而接触了他的一般系统论思想。贝塔朗菲关于系统的整体性、结构性、层次性和动态性的观点和系统分析方法，对我的分析力的提高，有着直接的作用。十多年之后，在寄主与寄生物相互识别的研究中，我似乎突然发现生命是如此协同，如此完美，生物之间是如此协调也如此具有系统性。于是，我开始着意进行生命问题的学习。
于是，我有幸接触了贝塔朗菲的《生命问题》。才知道，这位伟大的一般系统论创始人，原来还是一位生物学家。在那时开始，我就在科学文献库中着意关注有关他的研究。慢慢地了解到，这一位天才的学者，不但在许多学科卓有建树，而且还写过诗，写过戏剧，写过小说，是一位对人的生存意义和生命价值倾注了巨大关爱的人文学者，他的通才教育思想，在西方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作为一位深入理解生命问题的生物学家、伟大的人文学者和理想主义者，贝塔朗菲认为人类的精神危机不是来自于生物学需要的受挫，而是来自现代社会中生命的无意义以及价值前途和目标的失落。他认为：“一个病态的社会，其特征是极其简单的，这就是它为生物学需要提供得太多，但同时却处于精神饥饿状态。”因此，他强调：“科学事业不仅要知道如何，而且还要补充人文意义上的为什么。”
他尖锐地指出：“绝对的科学客观性是一种神话，而对于人类价值没有任何兴趣的科学家也只能是一种机器人。”
贝塔朗菲还强调了艺术、诗、历史等人文现象对人类存在的价值，他说：“它们不是短期、有用的价值，而正是其自身的目标。……当人这种可怜的生物，带着动物的本能，在数以千计的压力下，在复杂的社会中疲于奔命时，能超越动物的，也仅仅是这一无用性，但这却构成了人类的本质。”
物质和功利至上的教育目的，使人们在教育的过程中迷失了自我，成了物质主义者，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要防止这种不良后果的蔓延，最重要的，就如贝塔朗菲所说，要补充人文意义上的为什么，使我们能在更高的层次和更深的意义上，去理解科学与技术的精神价值，以及在更全面更整体的意义上，推进每一个人的理想人格的全面发展，实现普遍意义上的人类的自我关怀和生命价值。
功利至上和物质至上价值观的泛滥和横行，对人类社会造成的伤害触目惊心。在道德体系崩塌和享乐观念大行其道的境况下，我们迫切需要人类精神价值的重新追寻，需要生命价值的回归，需要重建我们的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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