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5月，中共北方区委为加强保定党组织的领导力量,派高风就任中共保定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高风，湖南华容人，少年时期家境贫寒，学习勤奋刻苦，志向远大。1918年在北京结识了毛泽东、蔡和森、赵世炎等人，并参加了五四运动时期的革命活动。其后，与周恩来等人一道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6月，出席了在巴黎召开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时称中国旅欧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同年8月，中共旅欧支部成立，转为中共党员。1923年赴莫斯科大学学习。1925年回国赴河南汲县领导工运，是年冬回北京，任中共北方区印刷厂党支部书记，在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下从事工运工作。高风到任后，恢复并健全了中共保定地方执行委员会的领导机构。由王志远任组织部长，谢光沛任宣传部长，武述文负责统战工作，王秀峰(女)负责妇女工作，丁春元负责青年工作，刘秀峰任机关支部书记，建立了领导工运、学运、农运、妇运等专门委员会。当时，保定地委除辖保定市区外，还有周围10余个县。为了加强联系，便利工作，经史文彬介绍，曾参加过京汉铁路大罢工的铁路工人王永福担任了地委联络员。
党组织坚持地下斗争，迎接北伐军
中共保定地委经过调整以后，时值北伐战争的准备时期。当时，全国革命形势不断高涨，举行北伐的条件日益成熟，而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区域，形势却更加险恶，斗争也愈加残酷。保定地委为了完成中共中央北京特别会议所确定的“不仅在广东作军事准备，更要在广东以外北伐必经之湖南、湖北、河南、直隶等处预备民众奋起的接应”，“以建筑工农革命联合的基础，而达到国民革命的全国范围的胜利”的任务，克服重重困难，积极开展工作。这一时期，保定地委先后派出了刘墨精、李光新、韩永禄、王如松、刘宪曾、王志恒、弓仲韬、王子益、王春辉等分赴唐县、清苑、满城、博野、蠡县、安平、饶阳、深泽等地农村，宣传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发展党员，建立组织。高风与地委成员也经常深入到市区学校、工厂、街道开展党的工作。此时党的组织有了很大发展，不仅在市区及各县恢复了原有的党组织还发展了一批新党员，新建一批党的基层组织。至同年9月，中共保定地委共辖县委两个，特支3个，支部16个，共有党员160余人。
1926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推动下，广东国民政府发表宣言，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国民革命军兵分西、中、东三路向北挺进，势如破竹，7月占领长沙，8月夺取岳州，9月初兵临武汉，与吴佩孚部守敌展开激战，并一举攻占了汉阳、汉口两个重镇。国民革命军所到之处，广大工农群众箪食壶浆，荷锄助战，积极配合国民革命军打击敌人。国民革命军的节节胜利，促进了革命形势的进一步高涨。为了配合北伐，根据中共北方区委的指示，高风领导中共保定地方执行委员会，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斗争，以迎接北伐军的到来。
王永福叛变，保定党组织惨遭破坏
在北伐军强大攻势下，直系军阀吴佩孚为维护其反动统治，解除后顾之忧，开始加紧镇压其统治区域内的革命势力。驻保定的“讨贼”联军第三军总司令阎治堂，接到了限期破获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密令以后，即刻采用安插特务，派遣密探，网罗地痞流氓无赖，重金收买革命队伍中的动摇分子等卑劣手段，刺探搜集保定党组织的活动情况，企图将保定党组织一网打尽。面对严峻的斗争形势，保定地委联络员王永福，在敌人重金收买下叛变投敌，直接导致了九一九事件的发生。
王永福的叛变行为并不是偶然的，在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他被捕入狱时，思想就开始动摇，认为罢工得不偿失。出狱后，他不思进取，以开磨坊、倒卖粮食为业。担任地委联络员后，多次到地委机关石家花园及清苑苗圃找高风、王志远要钱要物，要求解决就业问题。高风反复耐心地向他解释党组织经费十分困难，找工作得慢慢来，并在自己生活不宽裕的情况下，多次解囊相助，甚至连仅有的一件棉袍也送进了当铺。尽管如此，仍不能满足王永福贪得无厌的欲望，他不仅不体谅党组织处境的艰难，反而常到地委机关大吵大闹，发泄对党的不满情绪。一次竟当面要挟王志远，受到严肃批评。王永福的言行引起了地委的注意，认为此人已不可靠，决定即刻派人另行选择新的地址，尽快将地委机关转移。经多方努力，新地址终于选定，并确定9月19日搬迁。就在地委寻找新的办公地址的时候，王永福在反动分子张华亭（张兴华）的引荐下，会见了“讨贼”联军第三军副官白玉田，将地委机关住址及党组织活动情况全部向白玉田告发。
1926年9月18日晚，中共保定地方执行委员会在清苑苗圃召开全会，参加会议的有高风、王志远、谢光沛、武述文、刘秀峰等人。会议研究了党组织的发展和迎接北伐军的有关事宜，一直进行到深夜11时。散会后因时间较晚，谢光沛未能回市内唐家胡同家中，便与高风同宿清苑苗圃。武述文同王志远、刘秀峰则住在石家花园。
在地委召开会议的同时，王永福、张华亭、张兴源、李树林等4人已在张华亭家中聚集（该4人是经常在一起吃喝玩乐的酒肉朋友，拜把兄弟）。晚11时左右，白玉田带领50多名荷枪实弹的反动军警来到张华亭家，经过一番部署，兵分两路，白玉田、王永福、李树林等带领20多名军警包抄清苑苗圃，张华亭、张兴源与另一名敌军副官带领30多名军警包围石家花园。
9月19日凌晨3点左右，住在石家花园的武述文听到动静后，意识到可能出事了，便欲从后窗突围，刚一抬头，便被敌人的子弹击中头部，随即倒下。当王志远、刘秀峰被枪声惊醒时，军警已破门而入，朝着倒在血泊中的武述文又打了两枪，武述文当场牺牲。敌人抓捕了王志远、刘秀峰，搜出了党的文件和一些党员名册。另一股敌人包围清苑苗圃后，抓捕了高风和谢光沛，并抄去了党的文件和李大钊给高风的亲笔信。
敌人破坏了地委机关后，又在石家花园、清苑苗圃设下暗探，伺机抓捕前去联络的党员；同时在王永福、张华亭的指领下在全市及各县进行大搜捕。9月19日上午，在育德中学门前抓捕了育德中学党支部书记彭桂秋。下午5时，保定铁路党员张树荣在回家的路上被捕。接着又从霍家大院抓去了党员李斌和冉清文。时隔两三天，清苑负责人李光新到地委汇报工作，在清苑苗圃被暗探抓捕。在此期间，敌人还将石家花园管理员王老恕，育德中学派到石家花园观察情况的王荫圃、张佩之及张树荣的岳父、妻子儿女等10余名群众逮捕。被捕的共产党员和群众全部关押在保定北大街军法处拘留所。
王永福等人叛变投敌，出卖党组织，受到了阎治堂的特别奖赏，张华亭还被委任为“讨贼”联军第三军总司令部侦探员。
王永福得到奖赏后，又向敌人出卖了在唐县从事建党和农运工作的刘墨精等人。阎治堂随即派白玉田带一个营的兵力，由王永福带路，赶到唐县，同当地军警一起先后抓捕了中共唐县特支书记刘墨精、特支委员田馨山、张思敬，以及大洋村党员胡大禄和南唐梅村党员贾振海、贾允文、贾书文等7人，致使唐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保定、唐县党组织遭到破坏后，王永福又向天津直鲁联军密探处副官白玉珍出卖了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国民党天津市党部机关住址英租界义庆里40号。中共天津地委、国民党天津市党部于1926年11月23日遭到破坏，共产党员江震寰、马增玉、孙宝等人和国民党市党部宣传秘书赵品三等14名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爱国人士相继被捕，并于1927年4月18日被直鲁联军褚玉璞部杀害。
1926年10月，王永福等人到天津，投靠直鲁联军当了密探，继续破坏党的组织，追捕张廷瑞、史文彬。不久张廷瑞在天津三义庄附近被捕，解送到天津督办总署军法处关押。
掩护同志，高风英勇就义
九一九事件中，在保定、唐县被捕人员被关押在保定北大街“讨贼”联军军法处拘留所。10名群众经取保获释。高风、王志远、谢光沛、刘秀峰乘敌人看守不注意时约定:个人打个人的官司，互不牵连，并要更名换姓。于是高风改为高凤，王志远改为汪一民，谢光沛改为谢铁民，刘秀峰改为柳霞波。开始，敌人把所有被捕的人关押在一起，两三天后，便把高风、王志远、谢光沛单独关押。
9月19日深夜，敌人依次审讯高风、王志远、谢光沛。审讯中，敌人强迫高风等人供出党的组织，交出党的活动计划，声明不再为共产党办事。高风等人从容与敌人周旋。敌人得不到任何情况，恼羞成怒，对高风等人施以酷刑。此后十几天，敌人连续严刑拷问，面对凶残的敌人，高风等人大义凛然，坚贞不屈。
在被捕的人员当中，高风、谢光沛、王志远三人受审讯次数最多，高风、谢光沛受刑最重。高风是湖南人，敌人认为“赤化党”是从南方来的，加之高风比其他被捕人员年长，所以引起了敌人的特别注意。每次审讯都是先从高风开始，高风总是与敌人巧妙周旋，使敌人一无所获。敌人不甘心失败，对高风施以重刑，先是三四个人用蘸水的鞭子轮番抽打，继而用杠子压、夹手指、跪铁链等。高风被打得遍体鳞伤，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始终坚守党的秘密，不向敌人屈服。
谢光沛横眉冷对敌人的审讯。当敌人问他共产党在保定有多少人，领导人是谁的时候，他指着敌人的鼻子骂道:“无耻！总有一天你们会得到人民的惩罚！”敌人被激怒，残忍地将谢光沛的手指剁下，谢光沛几度昏厥，但敌人从他嘴里没有得到一句口供。
王志远被拷打多次，总是用事先编好的口供应付敌人。敌人让王永福当堂对质，王志远识破敌人的阴谋，将计就计，手指王永福骂道:“他是大坏蛋，是个无赖。那天他向我借钱我没给，他怀恨在心，我知道他要陷害我，贼咬一口，入骨三分，你们别相信他的话，上他的当。”一番话，骂得王永福面红耳赤，无言以对。敌人看到王永福尴尬的样子，不由地将信将疑，审讯只好草草收场。
几天过去，敌人没再进行审讯，这时，高风已经预感到案情的严重，在牢房中便和王志远、谢光沛分析形势，研究对策。高风认为，敌人虽然没有得到口供，但有知情者告密，尤其是党的文件及李大钊的亲笔信又全被敌人搜去，人证物证俱在，决不会善罢甘休。经过反复思考后，高风坚毅地看了看两位战友，深沉地说:“我们这次被捕，看来要付出血的代价，不然敌人也结不了案，与其大家全部受难，不如以少换多，保存力量。”王志远和谢光沛听了高风对案情的分析后，都争去牺牲，高风望着两个年轻人，语重心长地说:“不必争了，我是南方人，敌人最注意我，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我就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承但全部责任。你们还年轻，又是本地人，什么也不要说，出狱后，一定要好好为党工作。”王志远和谢光沛听了高风一番话，不由潸然泪下，三个朝夕相处、生死与共的战友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不久，高风被敌人带出房。他镇定自若，昂首走进审讯室面对凶相毕露的敌人，直言不讳地说:“我就是高风，给李大钊写信的高风就是我。”在生与死的关头，高风承担了全部责任，用生命掩护了同志，保护了党的机密。阎治堂根据吴佩孚“严办”的电令，即刻宣布判处高风极刑。
10月5日，高风拖着沉重的镣铐被敌人押出牢房。牢房里其他被关押的人知道敌人要对高风下毒手了，他们呼喊高风的名字齐挤到牢房门口，满怀悲愤，眼含热眼目送高风走向刑车。高风从容地向大家点头告别。一路上，他不顾军警的阻拦，一面高呼口号，一面慷慨激昂地高声揭露反动军阀的黑暗统治和残酷暴行，沿途围观的群众无不为之感动。高风被押到保定大西门外刑场后，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再次高呼“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高风牺牲后，王志远、谢光沛、李斌、刘墨精4人被判两年半徒刑，田馨山、张思敬、胡大禄、贾振海、贾允文、贾书文被叛一年徒刑，并分别押解到本县监狱。刘秀峰、张树荣、李光新、彭桂秋、冉清文等人经党组织大力营救，多方取保，不久即获释。此外，在天津被捕的张廷瑞，经天津督办总署军法处严刑拷问，始终没有承认真实身份，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敌人将其判刑，关押在天津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