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庆感言：忆母校
桥黄中学是我的母校。我是一九三八年毕业离校的，距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但当年在校的学习生活情景，仍历历在目，对母校、老师和同学的怀念之情，也常挂心中。
我于一九三五年夏入校，当时只有初中，那年我们一年级招收了两个班，我们甲班有五十多人，连同初二、初三五个班，计有学生二百余人。
学校当时的校址在桥黄镇的东南隅，与镇隔河相望，由镇去学校要通过一小木桥，名曰“中学桥”。桥呈弧形，两边有栏杆，桥下小木船可自由航行。河的两岸长满翠绿的芦苇，真可谓静影沉碧，景色秀丽。过桥走进校门，便是“工”字形教学楼，东西两侧的楼上楼下都是教室，一年级两个班在楼下，二三年级的教室则在楼上。初三的同学较少，仅十余人，安排在楼中间的小教室里，其它就是仪器、图书室和教职员的办公室了。当时学生宿舍在河北面的小院内，食堂兼礼堂则在校本部一大型平房内，学校有很大的足球场和几个篮球场，篮球场旁还有单双杠和沙坑等设施，上体育课和课后，同学们都可在这些场地尽情地活动。站在“工”字楼上，俯视全校，整个校园十分宽敞，百花盛开，树木成荫，景色诱人。
当时校长是丁廷标先生，他还兼任了暨南大学附中的校长，他大部分时间在上海，但每学期都要回校几次，每次回来都要给同学们作长篇讲话或报告，讲得生动形象，台下总是鸦雀无声，并时而发出阵阵掌声。
在我的印象中，母校有非常严谨的校风，老师对待学生严肃认真，在学生中有很高的威信。其中语文老师何卓甫、英语老师章锦根、数学老师张康候等，更是深受同学欢迎。学校的文体活动是十个活跃的，经常开展篮、足球比赛。师生共同组成的学校剧团，经常在校内外演出反映抗日救亡的爱国话剧，深得观众的赞赏。学校还常常组织演讲比赛，演讲内容多抨击日寇在我国烧杀抢掠的滔天罪行，以激发民族的自豪感和抗争精神。
记得有次演讲会，一位女同学健步登台演讲：“《讲倒不得了》就是我的讲题……。”慷慨激昂，令人精神振奋，给同学们留下很深的印象。为了增强学生的体魄，学校规定每天下午放学前要进行集体半小时的“强迫跑步”，由体育老师在前领队。每到这时，镇上就会有许多人专程来校观看，夸奖我们步伐整体，有精神。
当时学校看门房的是一位姓仇的老大爷，他除管传达收发外，还要管柱上悬着的一只钟，以钟声指示我们作息。这位大爷快六十岁了，很胖，和蔼可亲，颇像如来佛。他在家大概是排行老四，所以一些由城镇来的同学都唤他叫“四老儿”，他也不计较。但我们从农村来的学生都叫他为“四老爹”，他似乎更为高兴。他每次打钟，怕震耳，总要拿只空搪瓷杯，把靠近钟的一只耳朵罩住。我们同学看了既想笑，又觉得他很可爱。
教学楼过道两旁有左右两个楼梯，右边楼梯口标有“上楼”，左边的标有“下楼”的指示牌。在上述文字的下边，学校又注上了英文upstairs和downstairs。一次有位姓夏的县督学来校查学，离开时提意见说：“此处非华洋杂居场所，无须标上洋文。”学校后来还是按他的意见抹去了洋文。我们同学对此也有议论，有的说督学讲得有理，有的说督学吹毛求疵。
当时学校有定期的《黄中校刊》出版，同学们都很爱看。我记得有一期登了韩惠涛老师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三才者，天、地、人。”“天”是介绍研究航空的韩士元先生（黄中第一任校长），“地”是写地质学家丁文江，“人”是写为人造福的桥梁专家朱国洗。他们都是我们桥黄一带的楷模人物，这为当时在同学中提倡“科学救国”树立了榜样。
我在母校三年的初中学习生活是很幸运的，我终身难忘。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外敌入侵时期，在那样一种艰苦困难的年代，办学不是一件易事，我的母校在那个时候能办得那样好，为我以后的成长奠定了基础，我永远怀念我的母校——桥黄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