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心独具深入浅出
──谈梁启超《敬业与乐业》的论说技巧
魏颖卢政
《敬业与乐业》是我国近代著名思想家、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先生1922年应上海中华职业学校的邀请，向该校的师生做的一篇讲演辞。1920年，在欧洲游学了近两年的梁启超先生回到祖国。此时的他逐渐疏远了政治与仕途，转而专心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1921年，他在北京和天津的高校作了多场演讲；第二年，他应南方各社会团体的邀请，赴南通、上海和南京等地讲学。《敬业与乐业》正是8月14日他在上海中华职业学校所作的演讲，演讲稿曾发表在8月18日的《时事新报·学灯》上。此后,商务印书馆将这次江南讲学的演讲稿加以整理，出版了三卷本的《梁任公学术讲演集》，本文也收入其中。
作为熟悉学校情况、关心学生发展、有丰富生活阅历、事业有成的知名学者，梁启超先生在这篇讲演中无论是选择题目，还是遣词造句、布局谋篇，处处都显露匠心。
从作者的讲演题目，或者说主题的确定来看，梁启超先生显然是经过精心选择的。一来是与中华职业学校有关:中华职业学校成立于1917年5月，主要创办人是著名的教育家黄炎培先生。黄先生一生致力于推广“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1]的职业教育，提倡“社会化”“科学化”的“大职业教育主义”，他为中华职业学校拟定的校训是“敬业乐群”。而当年梁启超先生曾参与过中华职业学校的创建，也是黄炎培先生职业教育理念的赞同者。由此不难推想，他以“敬业和乐业”作为这次演讲的题目，显然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二来，讲演的对象都是有志投身社会工作、为就业做准备的学生，他们都面临职业的选择，因此作者便用与职业有关的题材，以“敬业与乐业”为题发表演说，借以慰勉该校的学生，希望学生们将来能“敬业乐业”，引导他们各尽自己的力量贡献社会，同时也从自己的职业中享受到乐趣。敬业与乐业，也是梁启超先生一惯的追求。早在这次演讲之前，梁启超便曾在多个场合阐述过类似的观点。1921年12月11日，他应哲学社的邀请，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作了题为《“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的演讲，对这一见解的分析更为细致：“诸君读我的近二十年来的文章，便知道我自己的人生观是拿两样事情做基础：(一)‘责任心’，(二)‘兴味’。……我半生来拿‘责任心’和‘兴味’这两样事情做我生活资粮，我觉得于我很是合宜。”[2]这种观点也是对当时中国传统等级观念的一种抨击。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中国人的职业观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人们的读书的目的则是“学而优则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种官本位的文化，对普通职业尤其是体力劳动极度蔑视，于是人们纷纷把出人头地、显亲扬名作为人生价值的追求。因此，客观上讲，梁启超的“敬业”说，有着矫正世风、改良国民性的积极作用。如此，一次普普通通的演讲，既和学校的培养目标与教育要求一致，又兼顾了听众的需要，宣扬了自己的人生追求，还抨击了社会积弊，矫正世风，可谓一举数得。所以说，仅从演讲的选题上就足以看出作者的良苦用心。
文章说理细密，层次鲜明，思路清晰，逻辑严谨，说服力极强。演讲一开始，作者就开宗明义地提出了“敬业乐业”的主旨。接下来，分别谈论了“有业”“敬业”“乐业”的重要性。最后，又用“责任心”和“趣味”总结全文旨意。全文环环相扣，层层递进，逻辑严密，条理清晰，令人信服。比如在论证“敬业”问题时，作者先用朱熹的“主一无适便是敬”，解释“敬业”的含义就是专心致志、心无旁骛。接着，提出“为什么该敬呢？”一句设问。作者从人类生存的需要（为生活而工作）与个体生活的意义（为劳动而生活）出发，论证“凡职业没有不是神圣的，凡职业没有不是可敬的”的道理。在作者看来，当大总统与拉黄包车，在职业的神圣性质上，并没有什么高下之别。因此，“我们对于各种职业，没有什么分别拣择”。至于该做哪一种劳作，全看“才能何如，境地何如”。只要“做一种劳作做到圆满，便是天地间第一等人”。于是，他又设问：“怎样才能把一种劳作做到圆满呢？”再次回到“惟一的秘诀就是忠实”，“是敬”。“敬业”是一种“境界”，但仅有“发愤忘食”的“敬业”还不够，“乐以忘忧”的“乐业”才是人生更高的境界和价值。在论述“乐业”重要性时，梁启超先从司空见惯的“做工好苦呀”的叹气声中谈起，指出人生在世，做任何事情都要淘神费力；对于无法逃避的事，与其“皱着眉头，哭丧着脸去做”，不如寻找出乐趣。“凡职业都是有趣味的，……为什么呢？”在这句设问下面，作者列出了四个理由。这四个理由，浸透着深刻的人生体悟和哲理，相信任何一个曾经专注于某项工作或事务的人，都会有同感和共鸣。演讲最后，梁启超言简意赅地把“敬业与乐业”总结为“责任心”。“乐趣”，强调“人类的合理的生活总该如此”，并“盼望诸君和我一同受用!”由上足以说明，这是一篇论证层次鲜明、论据丰富多样、具有很强说服力的讲演稿。
